股票股林秘籍：金融改革路径的一个逻辑悖论

中国的银行业正在迅速向外国投资开放，其范围、规模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金融机构推进股权转让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的主要原因是，引进外资可以改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

　　简单之，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制度、股权换技术、股权换信用文化。那么，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以国内一家银行引进外资后的公司治理经营为例。自1999年以来，银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董事会成立是因为引进外资，后来成立了监事会，但实际运作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作的。

　　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本行后，签订了一系列技术援助协议。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银行，即使是不是核心技术，比如成本分摊方法，他们也拒绝说。对此，穆迪投资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有少数拥有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没有强大的动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事实上，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只能是金融投资者引入它所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价值几何值得考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如银行体系本身简单。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不仅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层面、主体和过程中，而且强烈受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层面、主体和过程的影响。因此，相当一部分金融部门的严重金融风险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风险的集中和全面反映。

　　这种理解促使人们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原因进行更深入、更详细的研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占总额的80%，而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形成的不良贷款占所有不良贷款的2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报告发现，中国金融部门70%以上的资产质量取决于金融体系外的体制环境。

　　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和研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比人们直观地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金融部门本身，还来自各种非金融环境。

　　这意味着，在制定中国金融风险管理战略（或，如人们常说，预防和解决金融风险）时，不仅要强调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还要注意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金融部门的服务对象，也构成其生存条件）。

　　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危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由于市场变化或经营失误，另一种是制度安排和机制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银行可以通过注资和融资重生；财务安排无法解决制度、机制和概念问题。中国银行业的现状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明显存在问题。它的改进远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一系列深入改革的推进。把股份转让给外资绝不是那么简单。

　　对此，不乏有识之士的清醒看法。吴敬琏先生最近一再表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会演变成圈钱游戏吗？一些分析师以光大银行为例，质疑中国现有的银行改革理念，认为银行改革在法治差、经济质量差的地方不会成功。实证研究表明，外商和私人银行的股权规模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无关，公共持股比例与国有股权的规模也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无关。因此，以上市为导向的银行改革并不晚，而是早。只有不断提高企业素质，不断推进法治建设，银行才能慢慢好转。

　　虽然一些分析师的观点有些激进，但细品并非不合理。根据摩根士丹利（亚洲）总经理吴长根的分析，中国大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自己的制度、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银行本身所能做的，也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在当前的环境下，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银行改革不能同时进行，银行改革很可能会白费。

　　毫无疑问，政府只能在中国承担化解金融体制风险的重任。显然，中国银行业体制问题的症结中国银行业体制问题的症结是不可能简单解决的。那么，大规模向外资转让金融机构股权的改革路径是否值得进一步审查呢？为什么我们的银行要以低折扣为外资机构，这些机构几乎与中国体制性金融风险的改善无关？有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不承担风险的人实际上享受高回报，其中的奇怪值得思考。